【基本案情】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，甄某使用“倪某”“张某”等账号，在某平台上接受他人发布的货运订单，双方约定直接送达且货到付款。事后，甄某雇用他人将货物运至山东省临沂市的物流公司进行转运。甄某向物流公司隐瞒其与被害人的协议，要求物流公司虚开货运单，并先行垫付运费。物流公司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后，被害人向物流公司支付全部运费才能拿到货物。被告人甄某通过上述方法实施诈骗10次，骗取5万元。

对于甄某行为的定性，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存在三种意见。

【分歧意见】第一种意见认为：对甄某应以强迫交易罪定罪起诉。强迫交易罪指行为人以暴力、威胁手段，强买强卖商品，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，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。本案中，被害人并非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，而是基于不给付就拿不到货物的威胁而处分财产，因此，本案并不符合诈骗罪的行为模式。甄某利用物流行业货到付款的交易规则威胁被害人，进而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。因此，本案应该定性为强迫交易罪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：对甄某应以诈骗罪定罪起诉。甄某利用与被害人之间的运输合同，从被害人处骗走货物。甄某向物流公司隐瞒真相，要求物流公司垫付虚增的运输费用。在整个犯罪过程中，合同只是个形式，甄某实际侵害的仅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，应以诈骗罪认定。

第三种意见认为：对甄某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起诉。甄某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冒用他人名义，在网络平台承运客户直接送达的货运订单，隐瞒货物运送方式（委托物流站送达）和运送价格（高于商定价格）的真实情况，使客户陷入错误认识，从而同意其安排的驾驶员运走货物，后其指使物流公司虚开物流单，通过物流公司垫付费用实际获利，该笔费用最终由客户承担。甄某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。

【评析意见】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，理由如下：

甄某实施诈骗行为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。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主要区别体现在合同上。只有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实施诈骗行为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，才能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，否则只能构成诈骗罪或其他法定类型的诈骗罪。合同包括书面合同与口头合同。所谓合同签订和履行，指从订立合同要约开始，经过承诺，达成合意、签订合同以至合同的全面履行。本案中，被害人就运输货物发出要约，之后甄某以他人名义且隐瞒履行能力诱骗被害人继续签订合同。甄某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口头运输合同，客观上有履约行为，因此，该案符合合同诈骗罪中“发生在合同签订和履行的过程中”这一基本要件。

甄某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且诈骗的主观故意发生在财物取得前。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，这是判断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在司法实践中，许多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行为表面上非常相似。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当事人的主观动机，如果当事人根本未打算履行合同，只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为目的，便是合同诈骗行为。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然无履行能力，但其认为在履行前可以通过一定途径取得履行能力，事后也进行了努力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比如经营困难造成的未能履约，则是合同纠纷。甄某在某平台接单后，直接联系运输司机将货物运输到物流公司，由此可见，甄某根本就没有履约意图且没有履行能力，其非法占有目的非常明显。且甄某也承认其没有货车也不从事快运，就是想利用交易规则骗取物流公司垫付虚增的运费，由此可见，甄某诈骗的主观故意发生于财物取得之前。

甄某在整个过程中无真实的交易意思，其追求的目的并非从完成交易中获利，故甄某的行为不宜认定为强迫交易罪。在强迫交易罪中，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想要达到完成交易的结果，通过交易收取较高售价或支付较低购价，以获取在公平、平等的市场交易中无法得到的暴利。如果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只是以“交易”的形式，通过暴力、威胁的方式获取他人财物，而不是促成交易，则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犯罪构成。在本案中，甄某与被害人及物流公司有运输协议，虽有“交易”形式，但甄某主观上是通过此种形式获取物流公司的垫付款。